出于其他原因的技艺的人工的东西，比如床。
把握处理好上述两种身份之间的关系，使之相得益彰，是国学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无论在理念指引、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文化传播诸方面，依托于高等教育体系的实体国学院所起到的中坚与辐射作用都是其他形式的机构难以替代的。
对文革的深层反思构成了文化热的内在动因，改革开放后如潮涌入的各种西方思想则成为了人们的主要思想资源。进入 梁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学 改革开放四十年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则在建院之初就举起了大国学的旗帜，筚路蓝缕、锐意创新。国学研究固然离不开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坚韧精神，但她的核心本质不是单纯地钻故纸堆、发思古之幽情，而在于以学术的方式传递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进而影响整个社会文化。培养模式上，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借鉴中国古代书院讲学模式和欧洲古典大学的导师制度，实行本科导师制。
二三十年代，随着北大、清华等一批国学机构的成立，最终形成了历史上第一次国学运动。在从事某项具体研究时固然要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和学术纪律，但研究背后的根本关怀绝不仅限于知识本身，而是为了中华文化的弘扬与重建。当然了，刚才所言的，都是纯粹意义上的礼器。
这个形状，用柏拉图的说法就是床是其所是的东西，简单的说就是床的本性。在《系辞》里，有大量关于象、气、道之间的关系的讨论，这应该中国哲学是最精微的一个部分，尤其是里边有圣人观象制器的这样一个学说，很有意思。亚里士多德举的例子，比如床，木头就是床的自然。这个概念的原初含义就是那个木头、木材。
黑格尔说了这个刻薄的话，就是：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呢，他的哲学还不如没有翻译过来更好一些。因此，最具有存在意义的，在存在等级上最高的是神所造的那张床，只有一张，我们所有用的床都是工匠照着那张床做的，画家只不过照着我们睡觉的那张床的形象又画了一张床，这是骗骗小孩子的床，其实那根本不是床。
就是不需要超自然的东西或者自然之后的东西能为它的自然生活找到它的道理。在我看来，我们的西学研究还是处于升西阶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还没有完成见舅姑之礼。我看到了——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理解社会的进化，我们会认为社会的演变在根本上就是用具的系统性改进所决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首先体现在生产工具上。所以他说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但他前面说的这一句，是说他没有看到君子不器里面对用具的反对并不是崇拜被造物，而是在另外的一种人和器物的关系里找到一个根源性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认为，格物在整个《大学》的脉络里面，也绝不是用具形而上学的逻辑。因为我们每时每刻在现实生活中所接触的东西，其实首先是这个思维所构成的用具。今天要检讨的是，在中国思想中欠缺的形而上学究竟是什么？它的实质意涵是什么？ 形而上学这个概念是希腊学者后来编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把其中一部分编成为那些在物理学研究之后的东西。
床的idea，因为我们的身体都是有形的，可能没法躺在那张床上。而中国的生活就是不关心善和美。
中文很贴切地，或者说非常有意识地翻译作形而上学，下面会再介绍这一点。这将我们带到了《理想国》里一个很重要的讨论，大家都比较熟悉，也就是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十卷里有一个关于所谓哲学和诗以及模仿的著名讨论，也就是所谓的哲学和诗的争论，但是这里我们不关心诗的问题，我们所关心的是，在那里一开始就举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苏格拉底说，什么是艺术家？比如说什么是画家做的工作。
而整个现代政治，是在整个这样的用具的逻辑下构成的。这个象并不像由于人的使用而加诸事物之上的一个形式，而是自然本有的一个象，这个特别能在《系辞下》观象制器的具体过程中能够看出来，器物之形是法这样一个天地之象而制成的。这样的逻辑呢，礼器不是按照用的逻辑，而是按照另外一个逻辑看待的，反本修古的特点，重视质和少的这一面，这是我在《礼器》里面看到的一个例子。那么这也就是说，孔子对子贡的期许里面，能够看到礼器这个概念所具有的一个更深的一个含义，也就是说，礼器中包含你要成人，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无论前者后者它都是取决于使用上的用途。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有一句原话非常重要，他说，每一种器具、生物乃至于事情其德性美好乃至正确都不是针对别的，而是针对它的用途而言的。
那么这个用具本身所包含的自然的东西，当然，就这来看，婚姻本身包含了根本的自然的东西。祭祀里面礼器中少的一面、质的一面反而是最尊贵的一面。
举个例子，比如在西塞罗的《论义务》这本书里就包含了比《论语》里面有关道德的教训内容更丰富，更精彩的表述，因此其实这个东西毫无出色之处。因此，我们的事情做得好坏，其实最终是在各位身上能够看得出来。
但是苏格拉底说，比起那张真正的床，所有我们看到的工匠做的床都是暗昧不清的。我们知道，工匠是把木头做成了床，但是床的idea不是他做的，也就是说不是工匠自己发明了床的形状，而是照着这个形状所做的。
我们知道亚氏的《形而上学》很庞大，不止是一本书，可以说是丛书，其核心卷是讨论整个自然存在物的形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卷，那么在里面讨论自然存在物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就是它的形式，不涉及到质料，那么最初在明确提到这一点的地方也同样是在探讨人造物，也就是人造物是怎么来，亚氏说人造物最初的形式是在制作者的灵魂里，也就是在造床的木匠的脑袋里。这一点是看用具和礼器的一个方向。奥德赛说：谁能把我的床搬起来？这是本事再大也做不到的，大概只有天神才能做到。以前儒行社的同学就邀请我做讲座，我确实一直比较惶恐，不敢接受。
这个荇菜，我们看《毛诗》的注解呢，我们知道《毛诗》的诗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述，是讲后妃之德的，为什么《关雎》有这个是后妃之德呢，实际上是乃能共荇菜，备庶物，以事宗庙也，并不是后来的解释把它仅仅理解为一个无关的名物，《诗经》里的名物，实际上大部分呢在《毛诗》的解释和后来的注疏里头，都把它理解为礼的器物，所以它说是祭祀之物，所以祭祀的时候大家一起准备，所以才有后面共庶物，才能供这些礼所准备的，这些器物才能体现后妃的关雎之德。《奥德修记》二十三段的一个故事讲奥德赛在外面漂泊二十年，回到了自己的家，家里一塌糊涂。
如果能用的话，儒家讲，死者用生者之器，相当于殉，其实是一个非常不仁的做法。今天站在这个教室里，你周围几乎所有的东西，除了其他同学以外都是人工，你们各位是出于自然，那么窗外的树也是出于自然，因为在这些存在物里面，他们自身都具有运动和静止的本原。
那么最终回到礼器这个词（概念）。那么我想举的第三个例子，特别能看出礼器的用，特别是将其背后的逻辑体现出来的，就是最能反映礼的特点的丧服，丧服分成五等，就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比如说中国挖出的许多墓葬，会发现对于唯物史观学者最苦恼的地方是，你很难找到纯粹的用具，找到的都是无用的东西，比方说苗族文化，最有名的是它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而特别是成熟的礼器，但并没有发现这些文化比更早期的文化在生产工具上有明显的改善，但它肯定是一个非常发达的文化。这是一个对亚里士多德的很重要的反对意见。当初最根本的质料在某种意义上，有一派就认为是恶，是最根本的虚无。另一派说，你说我没有形而上学，我就给你来一个礼器的形而上学看一看。
我们首先来看它的前半部分，所谓这个礼的用器之志指的什么意思，他基本的思路，是从礼的本和文的这两个方面来讲反本无文，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是对礼的儒家的讲法。所以我们要研究一个社会变化就要首先看他们使用的是铁器啊，还是青铜器啊。
下面这个例子，为什么这个例子不是在《礼器》里面，当然礼记里面涉及的例子非常的复杂，它里面说，礼祭之中以少为贵，以下为贵，以高为贵，这里面的区分的核心是比较质的一面和比较文的一面，也就是我们刚说的以多、以少、以高所概括的。我们认为自然也可以造人嘛，亚氏常举的例子就是人造人，现在你也可以造人，你造出来的人被认为和自然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在亚氏那个时候，我们说另一段话只不过在自然中比在技艺中，目的和美的程度更高，也即是说自然就像是一个工匠造动物啊，只不过自然造得比人更好。
那么他回来以后，奥德塞使用了各种计策来打败这些求婚者，然后就和他失散多年的妻子见了面。那么比如说清代的凌廷堪在讲这个格物的时候，他就认为，格物的物呢，实际上一定是要放在礼仪里面理解，并不是随便的一个物，实际上就是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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